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有一抹不起眼的颜色。这些以红色、橙红色为主色调的珠饰，远不如黄金面具、青铜面具那般体量大到让人侧目。它们单个个体在1-2厘米左右，历经三千多年，还是保留着玉石的光泽。这些就是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的红玉髓珠。
在三星堆的2号坑、5号坑、7号坑和8号坑中都出土了红玉髓珠，分别为4枚、1枚、2枚和4枚。这些红玉髓珠都经过了抛光处理，同时还有钻孔这类的人为加工痕迹。这些孔都是通过敲击和对钻形成，有些钻孔的两端还被磨平。
实际上，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遗迹中发现开采红玉髓珠的痕迹，那么，这些出自祭祀坑的11颗红玉髓珠来自哪里？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外机构联合团队，通过建立东亚首个最完整的红玉髓矿源数据库，找到了这些红玉髓珠的“来时路”。
三星堆出土红玉髓
“微量元素用作溯源在考古领域已经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建成介绍道。而此次实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还能够为三星堆在其他物料或资源，例如对朱砂、黄金、青铜器的铜、铅、锡等的溯源工作提供借鉴。
红玉髓的“身份证”：微量元素
东亚首个最完整的矿源数据库
红玉髓通常是热液形成的隐晶质石英，其微量元素主要来自围岩。不同地区的围岩具有不同的地质背景，因此微量元素的组成就像是“身份证”，会反映出地质背景的信息，帮助考古工作者判断产地来源。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我们这一次用的是微量元素溯源方法。首先，用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测试了矿料，建立了数据库。然后，用统计工具确定了不同矿区的微量元素特征值和变化范围。接着，将三星堆出土红玉髓珠的测试结果放到这些数据库中，来考察它与哪些矿区可能比较接近。”刘建成说。
记者了解到，团队收集了来自中国、印度、蒙古国、孟加拉国27个矿源共300件地质样本，并针对每一个样本测量了57种微量元素。该数据库模型能精准区分出南亚、华南、中亚造山带和燕山四大矿源区，归类准确率可达90%以上。
而据刘建成介绍，这11颗红玉髓珠里，共有7颗来自燕山造山带和3颗来自中亚造山带的珠子，还有1颗未能确定其产地。每个矿区的红玉髓珠都被加工成了不同的形态，制孔工艺也有天然晶洞、钻孔和琢击等不同方式形成。从外观性质上来看，并没有因为产地的不同而在制作工艺上大相径庭。
三星堆祭祀坑(K1-K8)的平面分布图
缺失身份来源的那一颗红玉髓珠，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数据库尚未建设完成，未能在现有的数据库中找到相似的样本。“矿物数据库和成分数据库的建设是没有止境的工作，”刘建成说，“希望在将来尽量补充。”
“三星堆的红玉髓珠，都是在祭祀场景中使用的。”因为在图像学或墓葬中并未发现这类红玉髓珠的明确记录，所以目前尚不清楚三星堆红玉髓珠的具体使用场景。但是根据其伴生出土器物，如象牙、金器、青铜器等，以及其在三星堆遗址中的稀有程度，研究人员可以确定它是高等级遗物；且通过翻模和磨制痕迹，也可以看出这些红玉髓珠曾长期有过佩戴行为。至于谁佩戴、如何佩戴，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星堆出土红玉髓
3000多年前的“垄断”厂家？
刷新对三星堆资源网络的认识
而更让人惊奇的是，根据数据库的对比结果显示，陕西寨沟遗址、北京新宫遗址、甘肃磨沟遗址的红玉髓，均与三星堆的红玉髓珠一样，来源于北方。难道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垄断市场”的厂家？“可以推断的是，这时候中国北方的玉髓加工工艺和矿料的开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影响。”对此，刘建成解释道，“它不仅影响到了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甚至还影响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以及四川盆地。”这个跨越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红玉髓矿料供应网络，实际上是当时远距离交流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们现在这个红玉髓的溯源研究，非常肯定地将三星堆的珍稀矿料资源与北方联系了起来。”尽管还不清楚这些红玉髓的矿料如何从内蒙古高原和燕山造山带到达四川盆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同时代或更早的广大区域内，三星堆人已经建立了跨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乃至燕山地区的长距离资源网络。“这刷新了我们对三星堆先民资源网络的认识。”刘建成如此看待这一次的溯源结果。
三星堆出土红玉髓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对三星堆人对本地资源的利用、对长江流域的影响以及对境外资源的获取，有了一定的认识。而这次实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为三星堆的玉石、朱砂、青铜等多种资源的研究，乃至对更多遗址的遗存溯源研究，提供一个成功的参考案例。“从构建数据库开始，到确定它们的源区，以相对统一的流程和比较完善的数据库。”刘建成说，“不同的资源有着各自成熟的方法和应用体系，但数据库建设以及充分评估不同区域可能的变异，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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